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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收录的13封信,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美学方法研究(第1封:美学研究的方法,第2封: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二是美学范畴研究(第3封:美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第4封: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5封:美学与生产实践的关系,第7封:美感的生理学基础,第12封:悲剧范畴与喜剧范畴,第13封:“偶然”的美学地位);三是美学实践研究(第6封:美学禁区应突破,第8封:关于形象思维,第9封:文学在美学中的地位,第10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11封: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例如,作者为了说明美学研究的出发点的重要性,就用自己看电影《巴黎圣母院》为例来说明:“听到那位既聋哑而又奇丑的敲钟人在见到那位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时,结结巴巴地使劲连声叫:‘美、美、美……’我不禁联想到‘美的定义’,我想这位敲钟人一定没有研究过‘美的定义’,但他一生的事迹,使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是美的人,他连声叫出的美确实是出自肺腑的。”朱光潜以此来说明了什么是美?美来自何处?什么是自然美?什么是艺术美?我想,读者会和作者一样,从敲钟人身上,从生活本身找到答案,从而阐明了美的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定义,而是生活本身。注册电子游戏送彩金的游戏批评家们老是想知道音乐家们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们对所谈的问题往往十分没有懂得一分。上帝啊!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追问我们神圣的乐曲背后隐寓着什么意义么?你且先把五度音程辩认清楚吧,别再来干扰我们的安宁!

注册电子游戏送彩金的游戏从此可见,这两种倾向的差别主要是人生观和政治立场的差别,有它的阶级内容。这当然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们一般蔑视这种分别,是为着要掩盖社会矛盾,为现存制度服务。不过这个分别也不宜加以绝对化,积极的浪漫主义派往往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浪漫派往往也有积极的一面,应就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例如在英国多数人眼中,在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这三位浪漫派诗人之中,华兹华斯的地位最高,其次才是雪莱和拜伦,可是由于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把雪莱和拜伦摆在积极的浪漫主义派,甚至摆在现实主义派,把华兹华斯摆在消极的浪漫主义派,甚至一棍子打死,根本不提,这不见得是公允的,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到北海公园散步,每前走一步都接触到一些具体事物,享台楼阁呀,花草虫鱼呀,水光塔影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呀,只要是我们注意到的,他们都在我们脑里留下一些映象,其中有一部分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就储存在我们记忆里。在散步中我们也不断遇到一些实际生活的问题,走累了就想找个地方休息,口渴了就想喝点什么,看到游艇,就动了划船的念头,如此等等。解决这类具体问题,就要我们开动一下脑筋,进行一点思维,这种实际生活所引起的思维大部分都是形象思维。要休息吧,就想到某堆山石后某棵大树下的坐椅较安静,儿童游戏场附近较热闹,你的抉择要看你爱清静还是爱热闹;要喝茶吧,就想到茶在北海里不易得,啤酒也稀罕,就去喝点汽水算啦,如此等等。就连我这个整天做科研工作的老汉在这些场合也不去进行抽象思维,因为那里没有这个必要。我举逛北海的例子要说明的是形象思维确实存在,不单是在文艺创作中,就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动用的;单是形象思维也不一定就产生文艺作品。这问题难谈,还有涉及更实质性的一面,就是没有哪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是百分之百的浪漫主义者或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这在很难在他们身上贴个名副其实的标签。关于这一点,高尔基在《我怎样学习写作》里说得最好:

三、移情作用:内摹仿。同属移情派而与立普斯对立的是谷鲁斯。他侧重移情作用的由物及我的一方面,用的是生理学观点,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内摹仿”。在他的名著《动物的游戏》里举过看跑马的例子:三、移情作用:内摹仿。同属移情派而与立普斯对立的是谷鲁斯。他侧重移情作用的由物及我的一方面,用的是生理学观点,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内摹仿”。在他的名著《动物的游戏》里举过看跑马的例子: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较早的提法,是贯串的全部手稿中的一条红线。马克思在下文又就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补充:注册电子游戏送彩金的游戏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扁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注:当时德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注:《歌德谈话录》,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五、特别要冲破的是江青和她的走卒们所鼓吹的“三突出”谬论对于人物价格所设置的一些禁区。文艺作品总离不开人,特别是叙述故事情节的戏剧和小说,亚里斯多德把戏剧中的角色叫做“在行动中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叫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角色之中有主次之分,首要的角色叫做主角,在西文为hero。这个西文词的一般意义是“英雄”,主角可以是英雄人物,也可以是所谓“中间人物”或“小人物”。在封建社会,戏剧和小说的主角大半是些英雄人物,因为当时只有封建社会上层人物才能作为主角,反映在文艺作品里,为着维护或颂扬他们身份的高贵尊严,他们大半被描写成为英雄人物。不过只见在悲剧性或严肃性的作品里是如此,至于喜剧性的作品里如莫里哀的《伪君子》和《暴发户绅士》之类喜剧主角却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而且些卑鄙可笑的人物。一切艺术都要有一个创造主体和一个创造对象,因此,它就既要有人的条件,又要有物的条件。人的条件包括艺术家的自然资享、人生经验和文化教养;物的条件包括社会类型、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社会实况和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加工改造的对象;此外还要加上用来加工改造的工具和媒介 (例如木、石、纸、帛、金属、塑料之类材料,造形艺术中的线条和颜色,音乐中的声音和乐器,文学中的语言之类媒介)。所以艺术既离不开人,也离不开物,它和美感一样,也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艺术和社会都在不断变化和改革中,经历着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关于艺术的这些基本道理我们关此在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已略见一斑 了。黑格尔受歌德的影响就很深,在他的《美学》里多次提到歌德的这类思想。但是他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个著名的美的定义(亦即艺术典型的定义)显然还是从概念出发,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比歌德毕竟前进了一步,他认识到歌德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充分强调过的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环境”在黑格尔的词汇中叫做“情境”(Situation),是由当时“世界情况”(Welt Zustand)决定的。世界情况包括他有时称之为“神”的“普遍力量”,即某特定时代的伦理、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人生理想,例如恋爱、名誉、光荣、英雄气质、友谊、亲子爱之类所凝成的“情致”。这些情致各有片面性,在特定情境中会导致冲突斗争 (例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可以显出他的性格,才“揭露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他这样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说明人物性格的形成,是颇富于启发性的。他的著名的悲剧学说就是根据这种辩证观点提出来的。姑举莎士比亚和歌德这两位人所熟知的大诗人为例。莎士比亚是近代浪漫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过去文学史家们常把他的戏剧看作和“古典型戏剧”相对立的“浪漫型戏剧”,而近来文学史家们却把莎士比亚尊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究竟谁是谁呢?两说合起来看都对,分开来孤立地看,就都不对。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在苏联的影响之下,往往把现实主义和浪温主义割裂开来,随意在一些伟大的作家身上贴上片面的标签。而且由于客观主义在我们中间有较广泛的市场,现实主义又错误地和客观主义混淆起来,因而就比主观色彩较浓的浪漫主义享有较高的荣誉。只要是个人作家,哪怕浪漫主义色彩很浓的诗人,例如拜伦、雪莱和普希金,都成了只是理实主义者,他们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就硬被抹煞掉了。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在读者中容易滋生误解。所以这个难问题还不能不谈。

前五句罗列头上各部分,用许多不伦不类的比喻,也没有烘托出一个美人来。最后两句突然化静为动,着墨虽少,却把一个美人的姿态神情完全描绘出来了。读前五句,我丝毫不起移情作用和内摹仿,也不起美感;读后两句,我感到活跃的移情作用、内摹仿和生动的美感。这就说明客观对象的性质在美感里确实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是一个故事情节写在诗里和写在散文里效果也不同。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不同;同是一个故事情节写在一部小说或剧本里,和表演在舞台上或放映在电视里效果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观众也有见仁见智,见浅见深之别。这两句极简单的话解决了美和美感以及美的主观性或客观性的问题。上句说音乐美感须以客观存在的音乐为先决条件,下句说音乐美也要靠有“懂音乐的耳朵”这个主观条件。请诸位想一想:一、美单是主观的,或单是客观的吗?二、美能否离开美感而独立存在呢?想通了这两个问题,许多美学上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说,必然要顿过偶然而起作用。我就把这种偶然事件和巴尔扎克的“机缘”联系起来。我又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拿破仑说过类似的话,以及普列汉诺夫在谈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时引用过法国巴斯卡尔的一句俏皮话:“如果埃及皇后克莉奥佩屈拉 (Cleopatra)的鼻子生得低一点,世界史也许会改观。”这些关于“偶然”的名言在我脑里就偶然成了一个火种在开始燃烧。等到今夏我看日本影片《生死恋》时,看到女主角夏子因试验爆炸失火而焚身,就把一部本来也许可写成喜剧的成变成一部令人痛心的悲剧,我脑子里那点火种便进发成四面飞溅的火花。我联想到美学上许多问题,联想到许多文艺杰作特别是戏剧杰作里都有些“偶然”或“机豪”在起作用,突出的例子在希腊有伊底普斯拭父娶母的三部曲,在英国有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德国有席勒的《威廉·退尔》,在中国有《西厢记》和《牡丹亭》。中国小说向来叫做“志怪”或“传奇”,奇怪也者,偶然机缘也,不期然而然也,试想一想中国过去许多神怪故事,从《封神榜》、《西游记》、《聊斋》、《今古奇观》到近来的复映影片《大闹天宫》,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偶然机缘,决不会那么引人入胜。它们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因为能引起惊奇感,而惊奇感正是美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因此想到正是偶然机缘创造出各民族的原始神话,而神话正是文艺的土壤。恩格斯解释《偶然事件》时说它们有“内部联系代不过人对这种联系还没有认识清楚,也就是说还处于无知状态。人不能安于无知,于是幻想出这种偶然事件的创造者都是伸。古希腊人认为决定悲剧结局的是“命运”,而命运又有“盲目的必然”的称号,意思也就是“末知的必然”。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城陛庙里的算盘——不由人算”,这也是把未知的必然 (即偶然)归之于天或神。这一方面暴露人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显出人凭幻想去战胜自然的强大生命力。现实和文艺都不是一潭死水,纹风不动,一个必然扣着另一个必然,形成铁板一块,死气沉沉的。古人形容好的文艺作品时经常说,“波澜壮阔”或则说“风行水上,自然成纹”,因此就表现出充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自由,表现出巧妙。“巧”也就是偶然机缘,中国还有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也就是说,没有偶然机缘就创造不出好作品。好作品之中常有所谓“神来之笔”。过去人们迷信“灵感”,以为好作品都要凭神力,其实近代心理学已告诉我们,所谓“灵感”不过是作者在下意识中长久酝酿而突然爆发到意识里,这种突然爆发却有赖于事出有因而人尚不知其因的偶然机缘。法国大音乐家伯聊兹曾替一首诗作乐谱,全诗都谱成了,只剩收尾“可怜的兵士,我终于要再见法兰西”一句,就找不到适合的乐调。搁下两年之后,他在罗马失足落水,爬起来时口里所唱的乐调正是两年前苦心搜寻而没有获得的。他的落水便是一种偶然机缘。杜甫有两句诗总结了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神”就是所谓“灵感”,象是“偶然”,其实来自“读书破万卷”的辛勤劳动。这就破除了对灵感的迷信。我国还有一句老话:“熟中生巧”,灵感也不过是熟中生巧,还是长期锻炼的结果。“能令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力使人感到巧,力产生美感。这种美感从跳水、双杠表演、拳术、自由体操的“绝技”和“花招”中最容易见出。京剧“三岔口”之所以受到欢迎,也许多应付偶然的花招所引起的惊奇感。以上“美”的定义,无非自己在美学研究长途中的一个小小暂时“纪程”而已。以后于其视为绊脚石时,自己或旁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无所爱惜地踢开它!

我自己经常就这个问题进行反省,还是不敢打保票,保证自己已免疫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这些唯心主义的美学大师统治了我前大半生的思想,先入为主,我怎么能打这种保票呢?不过有一点我现在是确信不移的,这就是:研究美学如果不弄通马克思主义,那就会走入死胡同。有人会问:你的那些祖师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等都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在美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吗?我回答说:他们行,我们现在可不行!理由很简单。历史在进展,我们和他们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的社会。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凭借的物质基础、思想资料和他们的已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已掌握了广大群众,工人阶级已成了主宰世界的力量。我们已进入了大工业时代,我们的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有闲阶级和精神贵族;我们的文艺媒介已经发展到电影和电视而不仅仅是书本、小剧场或小型展览。现在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比过去远为广泛而迅速,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闭关自守”。凡此种种都说明历史在前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发展都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重大的转折点,难道今天进行任何部门的科学研究,能抛开马克思主义吗?就我个人说,尽管我很晚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年来一直还在摸索,但已感觉到这方面的学习已给我带来了新生,使我认识到对我的那些唯心主义祖师爷也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去伪存真,批判继承,为我所用,而决不能亦步亦趋地走他们的老路,走老路就是古人所说的“刻舟求刻”,总不免劳而无功。在踏上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征途上,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形势一片大好,眼看经济高涨会带来科学文化的高涨。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的宏大远景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下定决定要趁余年尽一点棉薄的力量。我不一定亲身就能看得到这种宏大远景的到来,但是深信广大的新生力量一定会同心协力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大道,把美学这把火炬传递下去,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亚理斯多德在《诗学》第九章里曾对艺术典型作了很好的说明,到近代,西方文艺理论家们才逐渐理解它的很深刻的意义。其文如下:注册电子游戏送彩金的游戏总之,凭阶级观点围起来的这种“人性论”禁区是建筑在空虚中的,没有结实基础的。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有不少的作家正坐此弊,因而只能产生一些田园诗式或牧歌式的歌颂和一些抽象的空洞概念的图解。要打破这种固定不变的公式,首先就要判破“人性论”这个禁区。打破这个禁区,新文艺习能踏上康庄大道。这也是“不破不立”大原则中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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